从文化学角度看中国幼教课程改革的方向
导读：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当尊重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幼儿教育的文化传统，应当重视幼儿教育实践中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而不应将其当作某种缺陷而妄自菲薄。因此，在笔者看来，幼教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文化变革的进程中努力从本地幼教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明晰自己的真正需求，发展本土化的幼教课程模式，努力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幼教发展之路。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均开展了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的大规模幼教改革。内地与特区遥相呼应的幼教改革是在中国对外开放、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两地幼教事业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十几年来两地的幼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反思。
一、从“文化普遍论”走向“文化相对论”
“文化普遍论”(culturaluniversalism)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世价值，有一种可以推广到全世界的优秀文化。例如，某些西方民族相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的最高文明，而许多非西方民族的人则认为自己的国家要想富强起来，就必须抛弃自己的文化，向西方文化看齐(庞朴，1994)。这种文化普遍论所宣扬的实际上就是文化的等级差别观、单一发展趋向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文化相对论(culturalrelativism)则认为，每种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超文化价值是不存在的。因此，文化相对论者主张抛弃欧美文化中心主义，他们认为任何文化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主张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相对论强调的是文化的平等、多元和相互尊重。
十几年来，幼教国际组织及相关国际会议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旗帜下推动了美国幼儿教育文化的普及与流行，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文化普遍论在幼教界的推行。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开展了以学习美国“先进幼教文化”为终极目标的幼教改革。然而在改革中，我们“虽然从客观上已经确立了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一切以儿童发展为本的主流教育思想，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未必能做得到这一点，因而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Liu&Feng，2005；李辉，2005)。
对此，朱家雄(2004)曾在《中国20年幼教课程改革反思》一文中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幼教文化，各种不同社会文化中应该会有与其相适宜的幼教课程，中国人应该也必然会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幼教课程。美国人类学家托宾(2007)也对美国幼教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以日本和法国幼儿园为例，对美国幼教质量观提出了挑战，证明所谓的美国标准(Americanstandard)并不是全球通用的，也不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而实际上只是一群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所持有的特定价值观的反映。当弱势国家接触到强势国家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时，弱势国家面临的将是一个复杂的两难局面：为了赢得全球霸权的认可，不得不对自己的教育系统加以改革；但同时，自己的优良传统及文化将难以得到传承。托宾(2007)进一步指出，中国学前教育界多年来力图通过邀请美国幼教专家来华推广建构主义、方案教学等方式来改革中国的学前教育体系，以期培养出一批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劳动者。他非常担心这些舶来的西方课程会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矛盾与冲突，这与笔者近年来对中国幼教改革的反思不谋而合。
如今，凯茨、RebeccaNew和朱家雄等人都开始对世界范围内的“瑞吉欧热潮”进行深刻的反思。托宾(2007)认为，“瑞吉欧的独一无二，跟意大利葡萄酒和奶酪的独一无二是异曲同工的——它们所反映出的是其所在地的本土特色。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能被外界的消费者享用，但它们在被大批量生产复制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丧失其最初引以为豪的特色。并且，在消费它们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消费其他消费者本土生产的产品，而不是用前者来取代后者。”朱家雄(2007)也认为，托宾入木三分的分析很有道理。他最近在《向瑞吉欧学习什么——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四》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幼教界应该否定那种技术主义和拿来主义的学习方式，转而学习“瑞吉欧精神”。他认为，生搬硬套瑞吉欧课程的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我们可以学习瑞吉欧幼教人的精神，学习他们坚持45年不动摇、锲而不舍地发展自己幼教课程的愚公移山般的精神。
二、中国幼教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从DAP走向“3CAP”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中国内地及香港幼教改革的另一思潮就是“儿童中心主义”，即内地幼教改革所推行的“儿童主导—切”的思想以及香港幼教改革所推崇的“儿童中心论”。在儿童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际幼教界特别是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EducationOfYoungChildren，NAEYC)出现了以儿童心理学为尊的严重偏向。特别是在1987年，NAEYC颁布了《适宜0～8岁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的声明，提出了DAP(developmentallyappropriatepractice)，即“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的概念。该声明还具体陈述了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的设计、计划和实施原则、师幼互动的质量、教育机构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对儿童发展的评估等方面的问题。DAP概念一是指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二是指教育要适应儿童的个体差异。NAEYC的声明所针对和期望解决的问题是明确的，即避免和改变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其理论依据似乎是充分的，即基于科学主义的儿童发展研究；其方法似乎也是可行的，即有规可循的具体操作条例。因此，在过去20年里DAP概念在世界幼教界迅速传开，受到广大幼教工作者的追捧。
不过，近年来DAP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且是来自美国人自己的挑战。于是，1997年NAEYC对其在1987年发布的声明进行了反思、修正和调整，承认“人们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掌握高水平的文字和数学技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教育过程的关键性目标”，“儿童需要获得—个知识和技能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与科学、社会(包括历史、地理等)、音乐和美术、体育和健康等不同学科有联系”。从中可以看出，NAEYC在其重申和修正的声明中纠正了以往对DAP概念的一些错误解释，DAP并不意味着教师不要去教儿童，也不意味着让儿童去控制教室活动；它并不排斥课程目标，也不主张由儿童产生课程；它能适用于所有的儿童；它并不主张课程就是儿童发展(朱家雄，2007)。另外,NAEYC在理论陈述上也对DAP概念进行了—些修正，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1)将“文化适宜性”(culturallyappropriatepractice)列为基本要点，与修正前的“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的另两个方面(适合儿童年龄和适合儿童个体差异)并列，作为NAEYC对“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概念的核心陈述。(2)在“建构主义”与“教学主义”课程哲学之间进行妥协，并将两者加以整合，例如NAEYC提出，“儿童可以通过自主建构增进自己对概念的理解，同时也可能从比自己能力更强的同伴和教师的教学中受益”；“儿童会在自发的、富有创造性的游戏中受益，同时也会在教师设计的结构化活动和教育方案中受益”，等等。(3)NAEYC—方面承认了作为课程基础之一的学科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出要将这些学科知识转换成对儿童有意义的课程组织方式。(4)NAEYC将整合性教育看成是“使课程对儿童学习更有意义的—种策略”，“整合的最主要目的是使课程对儿童更有价值”，主张通过主题或单元的方式对儿童实施教育。(5)NAEYC认为在实施整合性课程的过程中存在两大风险，—是有可能失去每个学科科目的独特性，二是往往会减少儿童的参与时间。当然，NAEYC也认识到，整合性课程计划如果不以学科知识为基础，就会蜕变成为陕乐而无意义的活动，或是零星琐碎的东西。
NAEYC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一些与中国内地和香港幼教课程改革有关的问题：(1)不能再以“儿童中心论”误导业界。(2)不能再以儿童发展常模(developmentalnorms)作为幼儿园课程设计的主要基础甚至是全部的基础。(3)不要再简单地讨论“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等问题，因为幼儿园教育实践是各种因素相互协调甚至妥协的结果。(4)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均对幼教实践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变化的社会中，对幼儿园教育实践的思考要与时俱进。(5)在强调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后现代社会里，要以多样性替代统一的质量标准，去发展幼教课程、实施课程评估和进行师资培训。(6)中国内地及香港幼教界应该提倡CAP(culturallyappropriatepractice)的概念，而不再是DAP。
什么是CAP?在笔者看来，CAP的本意为“文化适应性教育实践”。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幼教改革之路，寻找最适合内地及香港幼教文化的课程发展模式。CAP也意味着“小环境适应性教育实践”(contextuallyappropriatepractice)。在幼教课程改革中，我们应该考虑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等小环境的差异性，寻找适合各地自身需要的课程模式。CAP还意味着“儿童个体适应性教育实践”(childindividuallyappropriatepractice)。幼儿园教育应该充分照顾到每个幼儿的个体差异及实际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每个幼儿的潜能与特长，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以上所论及的“文化适应性教育实践”“小环境适应性教育实践”和“儿童个体适应性教育实践”可简称为“3CAP”。笔者认为，“3CAP”可成为中国幼教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
笔者一直坚信，幼教改革并非只是发生在幼儿园教室里的小事情，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文化变革正是这场变革的实质内容(李辉，2007)。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当尊重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幼儿教育的文化传统，应当重视幼儿教育实践中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而不应将其当作某种缺陷而妄自菲薄。因此，在笔者看来，幼教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文化变革的进程中努力从本地幼教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明晰自己的真正需求，发展本土化的幼教课程模式，努力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幼教发展之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是不会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强化自身原有的文化特色，同时包容外来文化，这应该是令中国幼教文化保持活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明智选择。中国人有条件、有能力也有可能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幼教课程。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