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记忆:汇文是学府又是乐园 / 亲亲早教

　　人说：读书人最看重“师道”一门。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从儿时起，我就对“老师”、“学校”这几个字有着一种新奇的好感。最先闯入我幼小心灵的“老师”和“学校”，就是“汇文”。前年过世的萱堂老大人，曾是盔甲厂“汇文一小”的学生；孙敬修老先生，当时甫及“弱冠”，是“一小”的一个血气方刚、温文尔雅的音乐老师，那“小白菜啊，地里黄啊”、“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等歌曲，就是经由孙老师口授心传，一代又一代地传到了我的耳边，至今还能唱得出来。

　　乃至我上了小学，一次借汇文学校开运动会（当时不叫“汇文中学”，校门口铜匾黑字，写的是“汇文学校”），那阔大的操场，华美的学习楼（安德堂），静穆的祥和图书馆，以及那绿树荫浓、蝉鸣长夏的优美校景，使我惊叹不已！于是决心，毕业后非考入汇文不可。

　　如愿以偿，我终于考上了日夜向往的汇文学校。可是由于多病，学业时辍时续，在船板胡同一号的这两扇铁大门里，一连进出了八年之久。从学年上说，自己是“吃亏”了；但在受到母校的教育熏陶上，我觉得又占了“便宜”，比之同届学友获益良多，而对母校的情感，也愈加深厚。

　　对母校的情感与日俱增，翻开青少年时代的相册，看着，想着，思绪一下子又拉回到了五十多年前。

　　步入校园时眼前的槐荫一片，学习楼里光滑如镜的楼梯、绛红色的讲台和那可开可合的百叶窗扇，东楼生物试验室里丁先生为我们准备好的蜡盘和人手一架的高倍显微镜，地下室标本室里的福尔马林气味，总辅导员王力今主持庄严的入队宣誓仪式，温铁楼先生在阶梯形的物理试验室里教我们的电解试验，王其睿先生“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大陆性气候的形象描绘……思绪犹如扑向海滩的层层细浪，没而复起，连绵不绝！亲爱的母校，敬爱的先生，是多么的让人怀恋，以致后来在南开大学上学的我，每逢寒暑假回家，北京站下车后，总要从母校的那个小小的侧门潜入，看看静寂空荡的校园，抚摸一下体育馆前的白杨和风声摇曳中残破的学习楼后门。如果不得其门而入，也还要沿着校墙周遭走一遍，望望那东楼的后墙，或者是从丁香胡同看看大厨房的烟囱。

　　工作以后，我做编辑工作，在长年的文字生涯中，遇到一些问题，常令我想到母校的一些老师。老师们不经意的一句话，或改正的一个错别字，往往使我受用终生。

　　由于修业时间长，教过我语文课的老师，前后共有七八位：宪鹤汀先生、徐训诰先生、王锡恩先生、白序之先生、张恕先生、高景林先生……不论教我的时间或长或短，我从每一位先生那里，都能学到不少东西。宪先生写得一手欧体，那娟秀而又刚劲的字体，让我看到了书法艺术的魅力，而决心练习书法；徐先生的一段评书《拳打镇关西》，又使我最早接触到了水浒英豪。

　　当时正届盛年、个子不高、满头黑发的王锡恩先生教我初二语文。每堂课的老师签名，王先生总把自己的名字写成“王西”，大概是因为这两个字只有十画，好写的缘故吧。王先生很注意写字，自己板书，从来是一丝不苟。一次板书，先生让我到前边写“差”、“羞”二字，我把“差”写成了从“羊”的“差”。王先生说：“错了。同学们请注意，差字从左，不从羊，羞字才从羊呢。”这两个字，自此以后，几十年了，我再也没写错过。连类而及，我也更注意“六书”，比如“持”从“手”，“特”从“牛”啦……

　　白序之先生教我高中语文。当时，白老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因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那两撮黑白相间的长长的寿眉。

　　白老也是中等身量，微胖的身躯，方正的脸膛，一件米黄色西装外套，白色或天青色的衬衣，总爱把领子翻在西装外边，一双半旧的大头黄皮鞋，左手夹着几本作业，走起路来，脚步轻轻的。

　　白老曾是燕京大学谢冰心的学生，是茅盾、叶圣陶主持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与落花生（许地山）关系至好，着有《爱之谜》。我一直记得，在迎接经济建设高潮中，白老写的那首小令：“杨柳含笑，老槐探腰”，那“含”字、“探”字，多么生动形象！这种拟人的写法，不正是当年白老欣喜之情的自我写照吗！

　　白老有时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来进行讲评，对我的思想观点不正确或欣赏偏颇的地方，常加以严厉地批评。一次我写《将进酒》赏析，完全被李白的极度浪漫主义色彩所征服，文中赞赏备至。但白老看后说，这是李白的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是完全不应该接受的。这样的批评，至今我仍引以为戒。

　　微有点谢顶、驼背、嘴角上常挂着一丝笑意的高景林先生，做过图书馆长。我曾自愿申请，在课余时间，当高先生手下的一名“馆员”，为同学们借还书。于是有了便利条件，可以自由出入书库了。在半圆形的借书台后面，沿着那细窄铁栏杆的三层楼梯，每天上下多少遍。在书的海洋里，贪婪地吮食着。在图书馆的一段时间虽然并不很长，但从此便种下了读书、爱书成癖的毛病。

　　《第一批简化汉字表》公布了，作为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高先生提出了要对全班同学进行测验，成绩优胜者有奖。我原先就对简化字感兴趣，自信不费吹灰之力准能夺魁。头天夜里，把字表着实记看了一遍，第二天考试，数百十字，我只错了一个，居头一名。其后不久，在一次课间操时，语文课代表万振海兄，双手捧过来两本书说：“这是高先生的奖励！”我一看，是《简化字表》和《拼音方案》，每本书的卷端都工整地写上：“奖给弥松颐同学，高景林”。多少年来，几经翻覆，书籍损失了若干，但高师的奖品，我一直在保存。这不仅因为是高先生的奖励而格外珍视，从这里，我更感触到了先生对学生们的亲情与期望。

　　高先生知道我爱好古典文学，如今我能够在古典文学方面做一点工作，是与先生的培养教导分不开的。我永远记得，炎炎酷暑，在盔甲厂教员宿舍里，我去求教，高师穿着一件背心，手持一把葵扇，向我指出：可以先看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天太热了，又从屋内走出来，爷儿俩坐在廊子上，又不断地对我说：“读唐诗，可以看喻守贞的《唐诗三百首详析》；文艺理论，可以看巴人的《文学概论》。”我家里没有高深学问的人，又自小失怙，高先生像父亲般地教导我，使我在文化土地上不断耕耘。可是好景不长，一阵“大鸣大放”以后，厄运终于降临到高师头上。很久不见高师了，后来突然在图书馆台阶下，碰见了上身穿着一件圆领背心、正在低头扫地的高师。我的心猛地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低声呼喊了一声：“高先生！”高师抬起红涨的满是汗水的头来，看了我一眼，大概还想像平常一样地对我说话，但是，只把嘴略微地张了一张，没有说什么，仍旧低头继续扫地。

　　一百一十年校庆（1981年）前，我得知高师身体健旺，就写了一信，并寄呈了我的一本新著。不久，得到高师回信，并告以校庆来临，要我去参加。可是校庆前夕，高师突然生病住院，还没容我去探问，便猝然而逝了。谁能料到，1957年长夏，图书馆前相对无言，竟是我和高师的最后一面！恩师育我教我，未能一日敬奉汤水，临终也竟未能侍侧，想到此处，宁不痛心乎！

　　教过我语文课的老师，还有张恕等先生。无论是在和同学们相处中，或是在教学态度、方式方法上，尽管这几位先生们各有不同特点，或紧或松，或深或浅，或密或疏，或严或慈，但无一位不是把全副身心精力倾注给学生，期望我们能成为对国家、对民族的有用人才。现在回忆起先生来，虽然我不是先生们的得意学生，但我却以能成为这些先生们的学生而得意。

　　可怀念追忆的事情太多了，感慨良多，最后，我想以人们熟知的两段“语录”，为此文作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者：弥松颐，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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