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父母,你焦虑孩子成长吗?
于杭（化名）的工作很忙碌，她查了一周的行程表，只能拨出一个午饭的时间接受采访。这样的工作强度到了周末也不停歇，自动转为育儿频道。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从北京的西四环开车到东三环外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如果是不上艺术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虽然于杭自己也认为周末的早教课程在所有参加早教的孩子里面算多的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她告诉记者，孩子周末的繁忙行程，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孩子的接受情况综合判断”。
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在近代，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当这个伴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被商业力量催生出的豪迈理想，与生育低潮导致的“一孩家庭”结合时，亲子之爱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在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它创造了减少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的控制奇迹，也创造了1。6亿左右的独生子女。至今对这一生育政策的社会评价，多集中在新生儿减少造成的人口红利降低、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但如果结合成熟工业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发现，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他们所经历过的育儿模式，会对他们今日的育儿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曾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相比前几次婴儿潮，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之处在于，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
在父母的保护下，几乎未经风浪的“独一代”们，因为育儿，要经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考验。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除了香港澳门外，白领收入最高的内地城市是上海：5550元/月，北京白领的平均收入为5200元/月。在CPI指数连年上涨的情况下，白领的平均月工资仅比2007年上涨200元左右。我们姑且以这个不太准确的平均数据作为基础，来计算一下育儿在这些年轻白领父母的家庭开支中占据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可以说，抚养子女的总经济成本是惊人的。但是这个成本计算却被舆论认为低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儿成本，如果算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孩子成年前的总成本估计要达100万元。一个数据经常被用于描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5年的36。7%。但对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白领家庭，一个孩子的增加，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可以立刻让我们在恩格尔系数上的社会进步消弭于无形。
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城市白领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按照一项在线数据的调查，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
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紧缺之困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的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的种类与分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
孙杨是北京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家颇有声誉的传媒公司上班，不是举目无亲、全无资源，但当她从2010年开始怀孕后，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焦虑感。
孙杨和丈夫遭遇了育儿链条上第一环的资源短缺。以协和医院为例，“产科只有一、三、五开诊，而且每天只有5个号”。孙杨的丈夫马宇驰对记者说。资源的绝对短缺，还在网上催生了协和医院产科挂号攻略这类信息指南。“那些早就等在大厅的人是前一天晚上医院下班后就去排队的，每人按先后顺序给一个排队的号，然后不能回家睡觉，因为整晚隔些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点名，不在的人就被划掉了。像马宇驰那样第二天早上才去的，不管多早都是连进大厅的资格都没有。”孙杨对记者说。马宇驰为此开了一个“一切为了孩子”的微博，他说：“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最典型的父母，城市里长大的‘80后’、独生子女、有一份收入还可以的稳定工作，如果我们生孩子都这么难，北京城里那么多外来打工的，可怎么办？我开一个微博是想跟朋友们交流、分享我的心情，也想记录整个生命诞生的过程。”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婴儿潮通常被用来解释――70年代生人的平均生育年龄推后，导致与“80后”的生育高峰出现了重叠。但这种解释可能夸大了生理上的不可抗因素，而掩盖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实际上，产科挂号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的产科大夫严重短缺。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王琪告诉记者，作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产科工作辛苦，风险较大，而待遇却很低。产科医生24小时接诊，夜里常被叫起，精神长期紧张，容易发生差错事故，导致产科医生流失严重。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不足40张，有些甚至与外科共用手术室。由于高级人才短缺，很多医院产科缺乏处理疑难杂症的经验，不愿接收危重病人。于是，大量产妇集聚专科医院，出现了就医难。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当然，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选择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要知道，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下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从全国范围看，80年代光街道幼儿园就有10万所（这一数据在2007年变为2万所），而且收费低廉。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块钱，这是让上一辈父母念念不忘的收费标准。如果选择众多正规体系外的“山寨”幼儿园或者家托，在食品安全与治安问题频发的今天，体制内有监管的尚不可靠，体制外的更难以信任――谁来为你孩子的安全负责？
这是中国育儿焦虑症的核心。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但如果循着上一代的既有路径，却要遭遇即便拿钱也难以解决的激烈竞争。
选择之难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育儿的必需品，中国的年轻父母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困境，那在育儿的副产品上，他们面临的则是选择太多的焦虑。
一句有关育儿深入人心的说法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合“独一代”的成长史，这句话足以成为鞭策新一代父母的警世恒言。70年代人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在竞争中长大并在竞争中持续前行，他们承受的压力，是以前年代的人所无法相比的。虽然每个真心爱孩子的父母都会认同，孩子不应该成为标榜的工具，但如果孩子的竞争力就是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力量，以及对孩子负责程度的竞争，那么把孩子当成自己一件伟大的作品互相炫耀攀比，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70后”“80后”的父母大多经历了自己父母望子成龙、考试激烈竞争的少年时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和功利性学习所压迫，极力强调培养的是孩子们基本素质和能力，可这些基本素质又包括绘画、音乐、体育等许多方面十八般武艺。于杭觉得，自己和丈夫都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有体制内的好处，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宝宝将来除了工作有自己喜欢的领域，还能自由度大一些，而这些都是以这些课程所培养的素质为基础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望子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