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走访北京首家互助小学

　　2006年9月，回龙观几位家长为了解决自己孩子的小学教育问题，共同创办了“日日新学堂”。据学校网站介绍，日日新学堂定位为家长互助式新学堂，由家长共同管理，共同出资，风险均担。学校创办之初，就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这种新的办学方式能否真正实现家长们的教育理想？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它究竟能走多远？五年过去了，学校的规模也由最初的一个班发展到八个班，学生由十几个到如今的一百多个。在这个过程中，它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有哪些教育理念和经验值得借鉴？这种新的办学方式的出路在哪里？为此，记者专访了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现任副校长张冬青女士。

　　“它不是传统私塾，不是家庭学校，不是工业化结构的公立学校，而是一个要走出一条新路来的有个性的私立学校，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东方的感悟式教育结合在一起，实现一种‘真’的教育。”

　　———张冬青

故事课上专心听讲的孩子。这种听课姿势在日日新是被许可的。

　　建立以育人为第一位的正规学堂

　　新京报：日日新学堂最开始成立时是家庭互助式的学前班，那时有没有想过要办小学？

　　张冬青：我们一直都想自己办小学，但当时我们几个家长的孩子都是4岁或5岁，所以就先办了一年的学前班来积累经验。

　　新京报：您以前说过日日新学堂不是传统的私塾，不是家庭学校，也不是工业化结构的公立学校。那么日日新与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张冬青：传统的私塾是以读经为主的，从学习内容到方式都很传统。日日新学堂虽然也有经典诵读课，但我们只是诵读，只是把它作为文化传承和积累，而不是作为金科玉律和行为准则。西方式的家庭学校现在也有不少，往往是几个家庭凑在一起，在某一处家庭里学习，学习的时间不固定，有的完全由父母来教，课程也不规范。日日新学堂可以说是从家庭学校办起，逐渐积累经验，但我们发展的目标并不是家庭学校，而是要把它建成一个正规的学堂。

　　新京报：日日新的创办是不是对中国现代的教育表达了一种不满？

　　张冬青：不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功劳是很大的，尽管现在面对很多质疑和不满，但对于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觉得日日新学堂是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探索。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人对人、心灵对心灵的，以育人为第一位的；现代的教育则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以传授知识、培养技能为主。

　　考试不是比较，而是自测

　　新京报：学堂现在的规模有多大？

　　张冬青：现在共有八个班，一百多名学生，大部分是幼儿园的学生，小学部分人数很少，还不到二十人，专职教师有二十六名。目前小学生最高已升入了四年级。

　　新京报：日日新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张冬青：当前中国的管理大多是向西方学习的，实行目标和量化管理。但是西方有着深厚的人本、法治和民主基础，既能保证管理的有效性而又不违背人性。我们在借鉴之后却好像在朝着异化的方向发展，经常变成人为制度服务。日日新推崇的是自然而然的教育，我们希望学生追求的是爱、美、智慧和自由。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无为的、人性化的管理。

　　新京报：请介绍一下现在的课程设置。

　　张冬青：我们的课程设置总共可分为五大类：人文类有经典诵读、儿童文学、文字汇解、故事会等；科学类有博物通识、数学、趣味数学等；艺术类有美术、音乐、合唱、戏剧、书法等；体育类有武术以及作为选修课的柔道等；还有社会实践类，比如社会调查、科学考察、参观、劳动等。

　　新京报：这些课程是怎样设计出来的？有没有请相关的专家进行指导？

　　张冬青：我们在制定课程时参考和借鉴了很多，也请过专家来指导，这对我们都有很大帮助。当然，有些专家也很难站在我们的角度来思考和指导，提出的意见不太符合我们的具体情况。

　　新京报：日日新学堂里有考试吗？

　　张冬青：二年级以上会有考试，但是只有期中和期末考试。我们不会用比较的方式来看待考试，学生们开始也会互相比较，但我们不强化、不传递这个信息。慢慢地，学生们就会把考试当作自测，会坦然面对。

　　实现与社会无缝对接

　　新京报：日日新学堂有的孩子两年之后就要毕业了，有没有想过继续办中学？

　　张冬青：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做，现在只能发展着看，如果能办当然最好。

　　新京报：如果不能办中学，小学生毕业之后能顺利升入其他中学吗？

　　张冬青：我们是按国家的课标来教学的，尤其语文和数学严格使用公立学校的教材。其实，我们的一些课和公立学校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教法和学法不一样。因此，与中学的衔接应该没有问题。

　　新京报：有人担心日日新学堂的学生会不适应社会，您是怎么看的？

　　张冬青：我们的学生一点都没有不适应社会。我们会让孩子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到别的地方参加夏令营和冬令营，他们跟其他的孩子没有任何的不融合。他们没有控制欲，但很有主见和定力，能宽容、友爱、协作，允许差异性的存在。我们还有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在回龙观地区做环保调查，孩子们和大人们打交道，都做得很好。有些家长担心孩子将来在应试上落后，将孩子转到了其他学校，也没有不适应的。可以说我们和社会是无缝衔接。

　　需要公益投资，警惕商业化介入

　　新京报：您希望很多家长都送孩子来这里学习吗？

　　张冬青：我们面对的肯定不是所有的家长，而是一些比较开明的家长，我们希望把孩子送到这里的家长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的小学每年只招32名学生，家长们都是靠口耳相传来了解我们的招生信息。

　　新京报：作为一所非营利的学校，现在学堂的发展遇到了哪些问题？

　　张冬青：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块土地，还需要公益的投资，同时也十分警惕商业化资金的介入。现在我们已将行政成本压缩到了最低，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也没有专职的行政人员，管理者都是身兼数职。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抱负的中学能关注我们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新京报：现在学堂还有家长互助的性质吗？

　　张冬青：现在家长的参与度仍然很高，家长们不是把我们当作校方，而是积极参与进来，有关注教学的，也有推荐专家的，有的家长还会亲自来上课。一位家长在上课时说他这门课与众不同，学生们听了他的话之后都发出“啊”的感叹声，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一门“啊—”课。

　　■家长声音

　　人际交往日趋放松

　　●冯女士，孩子十岁，在日日新学堂上四年级

　　孩子来这上学有一年半了。原来他在北京一所重点小学上一年级，但是很不适应那里严格的教学管理，比如上体育课不许站错队、每餐饭得吃完等。学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整个培养过程太流于程式了，孩子没法适应，于是退学在家呆了半年。

　　后来听朋友介绍日日新学堂，刚开始以为是类似“孟母堂”的学堂。后来自己来参观、体验，才认识到学堂并不是只读经，也包含其他科学、人文门类的教育。关键是学堂关于爱、美、自由、智慧的培养，不是说教，也不是模式化的培养，而是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并让孩子尊重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孩子现在一个最大的转变是，人际交往越来越放松，即使别人和他不一样，他也能接受和尊重别人与他存在的差异性。

　　他们班里有一些孩子怕在学习进度上跟不上一般小学，但是我认为“君子不器”，只要孩子的性格、心智都是完善、健全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很好地发展。

　　家长介入课程教学

　　●张先生，孩子九岁，在日日新学堂上三年级

　　当初为孩子选小学时，参考择校费、离家的距离，还有其他家长意见等因素，又在网上搜索了一些信息，决定选择日日新，主要是它的家庭互助理念吸引了我。

　　从孩子入学开始，我就参与了教学工作。学堂刚创办时，比较侧重人文方面的教学，而在数学、自然等领域有待改进。我本人对数学也有一定的研究，于是参与了数学课程的教学，在参考其他教学课标、课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我现在不参与一线教学，但还会给专职老师提供课程参考意见。孩子用的教材与国家课标一样，但什么时候学先学什么后学什么，我们都会以孩子为中心，根据孩子的学习状态来选择教学内容。

　　■围观

　　需协调规定课程与校本课程比例

　　●张梅玲，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现代小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在美国，有类似的家庭学校，各个家长根据自己擅长的领域，给孩子开设不同的课程。孩子数量比较少，因而能得到家长更多的关注，也比较容易发挥孩子的个性。

　　对于日日新这种自建小学，我个人是持支持态度的。任何新东西都要尝试、实践之后才知道它的效果如何。但是从让孩子得到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学校的课程设置首先要考虑到国家规定的课程。除非它从小学一直办到高中、大学，否则孩子始终得面临中考、高考的问题。所以学校要协调好国家规定课程与校本课程之间的比例，几岁的孩子应该达到怎样的知识水平，是需要兼顾到的。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融汇互补

　　●陈建翔，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副所长，社区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我个人对“日日新学堂”以及类似的办学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问题当然有，但大趋势应是看好的。首先，中国现在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大家普遍不满意。而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利集中和资源垄断。我们的办学权、教育权和教育的话语权是高度集中的；教育资源大部分控制在政府手里，是垄断式的管理。一旦这个权利发生异化，就很难自我解决。因此，我希望把教育权适当分散一些，鼓励民间创办教育，解放教育生产力，开拓教育资源的供给渠道，丰富办学形式，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行使他们应有的空间更大、条件更好的受教育权。

　　其次，我深信人类未来教育的前景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融合模式。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各有优势，应当融汇互补。前者的特点是基础扎实、更有效率和集体影响，后者的特点是人性化、个性化、生活化、随机化，它们不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且应该合二为一。

　　当然，创办“家庭式学校”还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物质条件丰富、闲暇时间更充裕以及多样化需求的增长，使一部分家庭有了自己办教育的想法，并且可以付诸实践。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应是一个民主社会能够容纳和支持的事情。

　　最后，还有一个法律的适应问题。“日日新学堂”目前还是非营利的，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不冲突。将来要办中学，就会遇到法律的麻烦了。我们之所以要法律，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倒过来，去限制和剥夺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所以，立法也要与时俱进。当某种新生事物必然地、无法遏制地出现的时候，当这种事物的出现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法律是应该给它颁发“准生证”的。

　　■特约观察

　　自建小学有出路吗？

　　□王雄（中学特级教师）

　　北京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几位志同道合的家长自建小学引起媒体持续关注。创办日日新学堂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传统学校太可怕，只想“让孩子回归正常”。

　　传统学校真的可怕吗？随便挑几个老师来问一下，他们大多会抱怨。比如课程问题。“根据新课程大纲，课程包括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可是，目前课程排得太满，国家的肯定要实施，地方的可以占一点儿，学校的就没时间了。”又如教学问题，“原本新课程要解决难、繁、旧三大问题，但是为了应付考试，教学内容并没有按照课程标准设定，而是按照初中招生可能需要的内容不断加深，初中招生本来就不允许考试，但各种考试还是存在着，你说怎么办？”

　　难道没有好学校好老师吗？一位年近四十岁的小学教务主任说：“有的，太少了。现在有些老师自己还是长不大的孩子，责任心不强，专业基础也不行。还有就是教育行政部门有些领导还是只看重分数，看起来是分数害死人，其实背后是不懂教育的领导。”

　　“好学校进得去吗？”教育部下属机构的一位博士也感叹，相信这个感叹属于很多北京人。“拿着钱也找不到名额，北京的学校太牛了！”笔者一位朋友很惊讶！

　　一方面是学校的质量存在问题，学生在学校不快乐；另一方面，学生还上不到学，好学校太少，这真是难得一见的“怪现象”。

　　那么，谁是逼迫者？一位参与自建的家长说：“好像忽然之间，学校变得特别功利。”

　　一位小学校长则认为，不能都怪学校，家长现在也很功利。有的老师教的进度慢一点，他们竟然到教育局申诉：“为什么进度比别的班级慢？”其实，那个老师很有耐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学得很扎实。

　　看起来，这个怪圈已经形成，即“校长压教师，教师压家长，家长压教育局，教育局压校长。”似乎谁都没有责任，但谁又都是受害者。既然如此，何不自己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学校？

　　2006年，腾讯网曾报道云南省元江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王慧英自建小学的新闻，她从1999年开始收留外来务工子女，办起了创新小学。当地教育部门认为：这个学校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属于非法办学。王慧英作为一个并无多少文化的老人，并没有办学能力，几个老师也并不具备教学资格。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学习，不仅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甚至会害了孩子。

　　这个观点得到不少教育界人士的赞同。说得更直接一点儿，即办学校需要资质，给孩子上课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现实的困境导致人们难以选择。云南元江的情况是弱势群体的孩子需要一个去处。北京的情况则是：一群有理想的人希望有一种更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

　　作为日日新学堂，要在体制上做到依法治校，可以成立董事会，制定学校章程，通过学校的制度建设，来建立真正的学校自治。我们期待着各地自建小学，能够秉承《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培养一代“新民”。